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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41年1月14日,玛丽亚·胡斯蒂娜·鲁维奥·德豪雷吉整整一百岁。她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。

  她的父亲马里亚诺·鲁维奥上校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。上校出身于外省庄园主家庭,生在施恩会教区,在安第斯军里当过上尉,参加了恰卡布科战役,经历了坎恰拉亚达的挫折,曾在马伊普作战,两年后又参加阿雷基帕的战斗。据说,在阿雷基帕战役前夕,阿塞·奥拉瓦里亚和他交换了佩剑,互相勉励。著名的塞罗阿尔托战役发生在1823年4月初,由于是在山谷展开的,也称塞罗贝尔梅霍战役。委内瑞拉人总是妒忌我们的荣耀,把这一胜利归功于西蒙·玻利瓦尔将军,可是公正的观察家,阿根廷的历史学家,不会轻易受骗,知道胜利的桂冠应属于马里亚诺·鲁维奥上校。是他率领一团哥伦比亚轻骑兵,扭转了那场胜负难分的马刀和长矛的战斗,为后来同样著名的阿亚库乔战役作了准备。那次战役他也参加了,并且受了伤。1827年,他在阿尔韦亚尔直接指挥下在伊图扎因戈英勇作战。他虽然和罗萨斯有亲戚关系,却站在拉瓦列一边,在一次他称之为马刀比试的战斗中击溃了游击队。中央集权派失败后,他移居乌拉圭,在那里结了婚。大战期间,他死于奥里韦白党军队围困下的蒙得维的亚。当时他四十四岁,几乎算是老了。他和诗人弗洛伦西奥·巴莱拉是朋友。军事学院的教官们很可能不让他毕业;因为他虽然经历过不少战役,可是从没有参加学院考试。他留下两个女儿,玛丽亚·胡斯蒂娜是小女儿,也是我们要介绍的。

  1853年末,上校的遗孀带了两个女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置下来。她们没能收回被独裁者充公的乡间产业,那些失去的辽阔的土地虽然从未见过,却久久留在记忆中。玛丽亚·胡斯蒂娜十六岁时和贝尔纳多·豪雷吉医师结了婚,贝尔纳多不是军人,却在帕冯和塞佩达打过仗,黄热病流行期间,他行医染病身亡。他留下一男二女;长子马里亚诺是税务稽查员,想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详细传记,常去国立图书馆和档案馆查阅资料,但没有完成,也许根本没有动笔。大女儿玛丽亚·埃尔维拉和她的表哥,在财政部工作的萨阿韦德拉,结了婚;二女儿胡利亚嫁给莫利纳里先生,他的姓虽然像意大利人,其实是拉丁文教授,很有学问。我不谈孙子和重孙辈了;读者已经可以想像出这是一个体面然而没落的家庭,具有史诗般的家史和一个在流亡中出生的女儿。

  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巴勒莫,离瓜达卢佩教堂不远,据马里亚诺回忆,坐有轨电车时可以望见那里水塘边几间外墙未经粉刷的小砖屋,不像后来那种用镀锌铁皮搭的棚屋那么寒酸;当时的贫困不如现在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贫困那么严重。当时的财富也不像现在这么多。

  鲁维奥家住在一个百货商店楼上。楼梯安在一侧,很狭窄;栏杆在右面,通向一个阴暗的门厅,厅里有一个衣架和几把扶手椅。门厅进去是小客厅,里面有些布面的椅子,再进去是饭厅,放着桃花心木的桌椅和一个玻璃柜于。铁皮百叶窗老是关着,光线暗淡。我记得屋里总有一股陈旧的气味。最里面是卧室、卫生间、盥洗室和女佣的房间。家里没有多少书籍,只有一卷安德拉德的诗集,一本有关上校的评述,书后有手写的补充,一部蒙坦纳和西蒙编的西班牙一美洲词典,当初由于分期付款,并且奉送一个搁词典的小书架,才买下这部词典。他们有一笔老是滞后寄来的退休金,和洛马斯德萨莫拉的一块土地的租金收入,那是以前大量地产中仅存的一小块。

  在我故事所叙说的时期,老夫人和寡居的胡利亚以及她的一个儿子住在一起。她仍旧痛恨阿蒂加斯、罗萨斯和乌尔基萨;第一次欧洲战争使她痛恨那些她知之甚少的德国人,对她说来,那次战争同1890年的革命和塞罗阿尔托的冲锋一般模糊。1932年以后的印象逐渐淡忘;常用的比喻是最好的,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。当然,她信奉天主教,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信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和灵魂不朽之说。她两手数着念珠,喃喃念着她不太明白其中意义的祷告词。她习惯于过圣诞节,不过复活节和主显节;习惯于喝茶水,不喝马黛。对她来说,新教、犹太教、共济会、异端邪说、无神论等等都是同义同,不说明任何问题。她像父辈们那样从不用"西班牙人"一词,而用"哥特人"。1910年,她不相信来访的西班牙公主谈吐居然出乎意料地像西班牙移民,而不像阿根廷贵妇人。这个让人困惑的消息是她女婿丧礼时一个有钱的亲戚告诉她的,此人平时从不登门,有关她的新闻在报纸社交栏里经常可以看到。豪雷吉夫人喜欢用老地名;她平时提到的是艺术街、寺院街、平治街、慈悲街、南长街、北长街、公园广场、前门广场。家里人助长了她这些脱口而出的老话,他们不说乌拉圭人而说东岸人。老夫人从不出门;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在起变化,在扩展。最早的印象是最生动的;在老夫人心目中,家门外的城市还是早在他们不得不迁出市中心以前的模样。那时候,牛拉的大车在六月十一日广场歇脚,巴拉加斯别墅区散发着凋谢的紫罗兰芳香。我近来梦见的都是死去的亲友,她最近常说这种话。她并不笨,但据我所知,她从未享受过知性的乐趣;她有的先是记忆,后是遗忘的乐趣。她一向很宽容。我记得她安详明亮的眼睛和微笑的模样。谁知道这个曾经很漂亮的、如今心如死灰的老妇人有过什么人一般的激情呢?她喜爱那些同她相似的、无声无息地生存的花草,在屋里养了几盆秋海棠,有时抚弄她已看不清的叶子。1929年后,她变糊涂了,用同样的词句,按同样的顺序,像念天主经似的讲过去的事情,我怀疑那些事情已经和印象对不上号了。她对食物也没有什么辨别能力,给她什么就吃什么。总之,她自个儿过得很滋润。

  据说,睡眠是我们最神秘的行为。我们把三分之一的生命用于睡眠,却对它缺乏了解。对于某些人来说,它无非是清醒状态的暂时消失;对于另一些人来说,它是一种同时包含昨天、今天和明天的相当复杂的状态;对于再有一些人,它则是一连串不间断的梦。如果说豪雷吉夫人平静地过了十年浑浑噩噩的时间,也许是错误的;那十年中的每时每刻都可能是既无过去、也无将来的纯粹的现在。我们以日日夜夜、日历的数百页纸张、种种焦虑和事件来计算的现在,并不使我们感到惊异;它是我们每天早晨有记忆之前到每天晚上睡眠之前的经历。我们每天的经历是老夫人的双倍。

  我们已经看到,豪雷吉家的处境有点虚幻。他们自以为属于贵族,贵族阶级却不认他们;他们是名门之后,历史书上却不常提到他们那位显赫的祖先的名字。有一条街道确实以那位祖先命名,可是知道那条街道的人很少,几乎埋没在西区公墓深处。

  日子来近了。1月10日,一位穿制服的军人上门送达部长本人签署的信件,通知14日将登门拜访。豪雷吉家把这封信拿给所有的街坊们看,着重指出信笺的印记和亲笔签名。新闻记者开始前来采访。豪雷吉家向他们提供种种资料;显然他们都听说过鲁维奥上校其人。素昧平生的人打电话来希望得到邀请。

  全家人为那个重要的日子辛勤准备。他们给地板上蜡,擦拭窗玻璃,掸掉蜘蛛网,擦亮桃花心木家具和玻璃柜子里的银器,变换房间的布置,揭开客厅里钢琴的盖子,露出丝绒的琴键罩。人们进进出出,忙碌非常,唯有似乎什么都不明白的豪雷吉夫人置身事外。她微笑着;胡利亚让女佣帮忙,准备入殓似的把她打扮了一番。来宾进门首。先看到的是上校的油画像,画像右下方搁着那把久经战斗的佩剑。家里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把剑卖掉,他们打算以后捐赠给历史博物馆。一位殷勤的邻居搬来一盆天竺葵,借给他们做装饰。

  聚会预计七点钟开始。请柬上的时间订在六点半,因为他们知道谁都不愿意准时到场,像插蜡烛似的傻等着,七点十分,一个客人的影子都没有;家人们悻悻地议论不守时的优缺点。埃尔维拉自以为是准时到的,他说让别人久等是不可饶恕的失礼;胡利亚重复她丈夫的意见说迟到是一种礼貌,因为大家都迟到的话,谁也不会感到窘迫。七点十五分,屋里挤满了人。街坊们看到菲格罗亚夫人的汽车和司机,欣羡不已,她虽然从不请街坊们去做客,街坊们仍旧热情接待她,免得有人以为他们只在主教的葬礼上才见面。总统派了副官前来,那位和蔼可亲的先生说,能和塞罗阿尔托战役的英雄的女儿握手是他莫大的荣幸。部长要提前退席,念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,讲话中提到圣马丁的地方比提到鲁维奥上校为多。老夫人坐在大扶手椅里,垫了好几个枕头,时不时耷拉下脑袋或者落掉手里的折扇。一批名门闺秀在她面前唱了国歌,她似乎没有听到。摄影师们根据艺术要求请来宾们摆出种种姿势,连连使用镁光灯。红白葡萄酒不够喝了,又开了几瓶香棋。豪雷吉夫人一句话也没说:她也许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从那晚开始,她便卧床不起。

  外人离去后,豪雷吉家吃了一些冷食当晚饭。烟叶和咖啡的气味盖过了淡淡的安息香味。

  第二天的晨报和日报克尽厥职地撒了谎;赞扬英雄的女儿的奇迹般的记忆力,说她是"阿根廷百年历史的活档案"。胡利亚想让她也看看这些报导。老夫人在昏暗的房间里闭着眼睛,一动不动。她没有发烧;医生替她作了检查,宣布一切正常。几天后,老夫人溘然去世。大批客人的闯入、前所未有的混乱、镁光灯的闪烁、部长的讲话、穿制服的人、频频握手、开香摈酒的瓶塞声响,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。她或许以为玉米棒子党又来了。

  我想到塞罗阿尔托的阵亡的战士们,想到死于马蹄践踏的美洲和西班牙的被遗忘的人们;我想,一个多世纪之后,秘鲁那场马刀长矛的混战的最后的牺牲者是一位老夫人。